王洛宾（年12月28日—年3月14日），名荣庭，字洛宾，曾用名艾依尼丁，汉族，出生于北京，中国民族音乐家。年（民国二十三年），毕业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年（民国二十七年），王洛宾在兰州改编了新疆民歌《达坂城的姑娘》，之后便与西部民歌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将一生都献给了西部民歌的创作和传播事业，有“西北民歌之父”、“西部歌王”之称。
年9月，王洛宾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奖章。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作品有《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达坂城的姑娘》《掀起你的盖头来》《阿拉木汉》《在银色的月光下》等。
这本是一个充满伤痛和忧思的悲剧，但在太多人笔下，要么硬生生地扭转成了英雄颂歌式的正剧，要么就是改编成缠绵悱恻的情感剧，特别是关于他晚年和三毛的交往，大多是想当然地编造。
在“王洛宾热”的九十年代，
王洛宾成了一个被消费的对象，很多人以“王洛宾好友”的身份来编排他的故事，包括地摊书商、卖蚂蚁的商人、甚至也包括王洛宾自己。
在找到了一份王洛宾接受访谈的原始笔录后，放弃了写他故事的计划。尽管这份笔录是王洛宾的自述，如同许多口述回忆一样，难免对自己的经历多有美化、隐瞒或回避，但相对许多“文学创作”来说，这个笔录或许更接近真实……
文中及文后作者的说明节录，对于王洛宾与马步芳的关系及几次入狱的原因，大致都有较清楚的交待。不过，更多关于王洛宾的人生经历，则成了秘密。或许，当年为王洛宾辩屈伸冤的新华社记者赵全章写的“内参”，可以揭开这些秘密，可惜的是，没有办法获得这些“内参”。
以下是厦门大学艺术研究所的梁茂春于年5月对王洛宾采访的笔录：
王洛宾采访录
原载于《歌唱艺术》年第10期
采访时间：年5月
采访地点：北京
“出生在北京牛角湾，一辈子钻牛角”
梁茂春(以下简称“梁”)：能够在北京见到您，真是太高兴了！我有一系列有关您音乐创作和生活的问题要请教您。请先谈谈您的出生和家庭的情况。
王洛宾(以下简称“王”)：我在给你的信中详细写过的问题，我就尽量不多说了。
我生在北京贡院街附近一个叫牛角湾的胡同里。“牛角湾”这名字对我不好，我一辈子（爱）钻牛角，出不来。
关于我的家庭，因为我的祖父很专制，我父亲、母亲都受不了，他们就跑到保定去了。保定军校当时招收录事（即书记，做抄抄写写的事情），父亲就去了。他自己不懂英文，但是照文稿抄写的英文却非常漂亮。蒋介石曾在那个学校。我祖父会给死者画像，当时在北京是很出名的。我的曾祖父是浙江卖茶叶的商人，到北京来卖茶叶，后来就落户北京了。
牛角湾在小雅宝胡同的南边，现在已经没有了，目前是一个建筑公司的地方。那胡同真的像一个牛角，宽处有一个奶牛场，是一个德国人开的，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来北京了。当时整个北京的东城都由他们送牛奶。德国人有两个女儿，小儿子查理与我一样大。我上私塾时，晚上常找查理一块玩儿，他姐与我姐也一块玩儿。有一次别的大孩子欺负了查理，他哭着回去了。他父亲出来踢了我一脚，真不讲理！我哭着回了家，过后他妈妈向我道歉了。又住了两年多，我们搬家了。我那两年再也没有理过查理，这是我第一次受外国人的欺侮。
梁：您的家庭对您后来走上音乐之路有什么样的关系？
王：我的父亲会吹会打也会拉，他小时候是民间鼓队的打鼓手，抄过鼓谱。我家里有二胡、笛子、箫、扬琴、月琴等，我姐姐、哥哥都会玩儿，他们是在学校学的。我父亲还会唱昆曲、京戏，我并不喜欢戏曲。但他一听戏就带我去，所以我慢慢地也受了熏染。我很小的时候，就什么都会一点儿。当时我们家合奏《四大景》(春、夏、秋、冬)，《梅花三弄》，《木兰从军》等，特别是在学校放寒暑假的时候。
我小时候，曹锟搞“贿选”，几千块大洋买一张选票当了总统。我父亲爱喝酒，当时北京有个哈尔飞剧院，他带我看完戏喝了点儿酒，借着酒兴就在当街骂曹锟。那时候的警厅衙门在今天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一带，警厅衙门把父亲抓进去关押了五天，连我也一块儿抓进去了。我从小就坐监狱，因此，我这一辈子总和监狱有缘分。当时我在狱里哭，很多叔叔家里送来了饭菜都给我吃，可好吃了。（监狱里）很大的房间，关了很多人。后来因为我父亲托了人，才将我们保出来。
我小时候身体不好，细脖子、大脑袋，长期肠胃不好。父亲从保定回来（他小时也学过漆匠，会画画），就把我送到通县潞河中学去上学。因为潞河中学重视体育，特别是游泳，所以我上中学以后身体也变好了。潞河中学是教会学校，“美以美”教会办的。我的父亲很刚强，他借钱供我上这家收费昂贵的中学。
我们家的孩子，独立性都很强，我自幼就喜欢流浪。妈妈爱我，硬要让我吃东西，我说：“我不饿，干吗让我吃？”（其实是）我不愿有人管我。现在我也是一个人，到处为家，感觉很自由。我的民族自尊心从小就很强，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事情，是小学老师在课上讲的，听了以后我哭了。
“塞克影响我走上了文艺的路”
王：我的家庭并没有对我的前途有特别的要求，是塞克影响我走上了文艺之路。
梁：是写歌词的塞克吗？
王：是。从潞河中学毕业后，有一年我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我有几个好朋友，我们特别好，也是在那里认识了塞克。那是年，因为我的姐夫在那儿，我送外甥去哈尔滨，他们留我住了一年。我写过一首诗叫《西巴扎的夜歌》，发表在《哈尔滨日报》上。“巴扎”即市场，不仅在维吾尔语中用，也是世界语。《西巴扎的夜歌》中写道：“雪越大，房越矮，房中有四人……”塞克是画家、诗人，最初他在哈尔滨做店员，老板保送他去上海学画画，学会了好回来给店里画广告，因为（当时）请人画一次广告就要三十元。中国“老财”是很会算账的。塞克从上海美专毕业后，在上海演过话剧《莎乐美》等。他的诗集《紫色的歌》出版了，我为其中的第一首诗谱过曲，在哈尔滨写的，名叫《在海的那边》。还为他的《北归》谱过曲。
我的二姐夫是学俄语的，大姐夫也很进步，他们给我介绍了高尔基。高尔基也写过《囚犯曲》，我能用俄语唱这首歌，老百姓都唱，是塞克翻译过来的。我曾经和塞克一起唱过：“太阳出来又落山，监狱一片是黑暗……守望着我的窗子……”
塞克今年（）八十寿辰，旧历六月初六是他的生日。他到上海学西画，学完后回哈尔滨，在基督教青年会教吉他。我是学吉他认识他的，常到他家去。他多才多艺，个子高高的，吉他、油画都很好，歌词写得很朴实。我很崇拜他，他是真正的农民出身，只念过一两年的书。塞克现在已经“插管”了，但是人还很胖。他的生命力很强，他说：“我的肠胃是无产阶级的。”要是别人早就不行了，一般人“插管”后只能活半年，他已经活了三年了。
如果不认识塞克，我可能会成为一个家传手艺的画匠。
“上‘北师大’时，我向往到欧洲去学音乐”
梁：请谈谈您在大学学习音乐的情况。
王：我上“北师大”时，选了声乐课，用日本春秋社出版的《世界名谣》一、二册当教材，学唱了几首里面的歌，很喜欢。我的邻居在育英中学工作，育英中学有广播室，我去他们的广播室唱过歌。我唱过阿拉伯的民歌，是牧歌性的，有点像阿訇念经。当时我还未真正喜欢中国的民间音乐。《世界名谣》中的每首歌后面都有简单的日文介绍，这对我理解歌曲内容很有用。我喜欢西西里岛的《囚犯曲》，很同情囚犯。
上“北师大”时我的声乐教师是霍尔瓦特夫人，她是末代沙皇的小姑姑，但年龄比沙皇小。她那时六十来岁，牙已掉了，她唱得很好，曾在巴黎音乐学院学声乐。我的俄语就是那时学的，是为了能够听懂她的话儿。她有大批彼得格勒出版的活页歌片。除她之外，我的老师还有张秀山和台湾人柯政和，他们都在日本学习过音乐，教我们理论和声乐。
年我大哥去世，从此家里生活困难。那时我一边在“师大”音乐系上学，一边还在外面当音乐教师。因为要负担家庭，我教了一年书，同时也攒下了一点儿钱。我有兄弟三人、姐妹三人，我是老二，上头有一个姐姐。
大哥去世后，我在西直门外扶轮学校教书，去学校时必须经过五塔寺。在离塔很远的地方就能够喊出回声，所以我喜欢在那里练声。有一次，我顺着河北岸骑车到五塔寺，河的南边是老乡的养鱼池。“九一八”事变后，有一次一个日本人、两个朝鲜人去养鱼池钓鱼。老乡对他们说好听的，不让他们在养鱼池钓鱼，他们不听。我隔着河喊，叫他们别在养鱼池钓，这是人家生活的依靠，要钓你们到沟里去钓。“小日本儿”说：“你过来！”我过去了，在河边大柳树旁，他们把我推下了河，这是河水最深的地段。很多老乡不敢过问，我的自行车也掉进了水中。他们三个人打我一个，打破了我的嘴和头。我常常吃一个山东汉子卖的油炸糕，因此成了朋友。后来山东好汉也参战了，但是他们还有两个打我一个。最后，养鱼池的主人也参战了。我追“小日本儿”到“三贝子花园”（就是今天的动物园，“三贝子”是清朝一位亲王的名字）的后墙，石墙把他脑袋碰破了，老乡们给我助威。最后，他们三个人都跑了，这时来了个老警察，对我说：“你们得跟我走一趟。”我和山东好汉被带到了巡捕阁子。警察对我们说：“你们二位得受点儿委屈。”我一声不吭，山东好汉说：“是中国人挨了打，打人的日本人跑了，被打的倒挨抓了！这算什么事儿？”我们进去没几分钟，凉粉送来了，水萝卜扔进来好几把，都是小贩送来给我们吃的。这是无声的支援。不出几分钟，警官对我们说：“对不起，请回吧！中国现在到了这地步，日本大使馆如果要人，我们也没办法。”
我回家换了衣服，去上课了。上课时我给学生讲了这个故事，小孩们都哭了。下一个礼拜，还是这班学生上课，一个课代表送给我一把猎刀，是童子军的猎刀，一英尺长，还有个皮套。课代表说：“王老师，下回再遇到这事儿，我们全班去打。”我哭了，课也没法上了。这件事增强了我的民族自尊心。因为我受过“小日本儿”的欺侮，对民族有感情。我的小学老师给我们讲过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故事，这次又亲身受过欺负，加深了我对民族的情感。
年我从“师大”毕业。我除了在平绥路铁路中学（即扶轮学校）教书外，为了多挣点钱，又到南口一个学校教音乐。早去晚回，坐火车来去。因为我们在“师大”学的就是怎样当老师，我还学过教育心理学。
那时我向往着到欧洲去学音乐，因为我听说“没路费的话，在船上打临工也可去欧洲”，可以勤工俭学。日本人一打来，把我的这个向往打消了。“七七”事变前几个月，我在西直门外的河里游泳，遇到东北大学的学生在河边读书，他们在读一本小说—《八月的乡村》。当时《八月的乡村》是地下读物，东北大学的一个学生在念，大家在听。念到其中一位女护士的诗，我听了，觉得很符合我的心。我就用这一段诗作歌词，写了首曲子，叫《奴隶之爱》。我哼给他们听，他们喜欢，后来《奴隶之爱》就在东北大学流传开了，简直成了他们的校歌。东北大学当时在西直门那里，那时我并不认识萧军，也不知道《八月的乡村》是萧军的作品。
家母去世后，我穿着孝服离开了北京，从天津坐英国太古公司的轮船到青岛。在海上，甲板上有一个像农村姑娘的人在唱《奴隶之爱》。我在她身旁站着，感到惊奇。我问她唱的是什么？她很惊慌，说：“什么也没唱。”我接着唱完了《奴隶之爱》，她笑了。原来她也是东北大学的学生，化装成农村姑娘的模样逃难出来了。
到临汾后我遇到萧军了。我把为《奴隶之爱》谱曲的事情说给他听，他很高兴。《八月的乡村》后来再版时，用了《奴隶之爱》的乐谱，但是那时不能写我的名字，只能标“L.P.作曲”。到80年代初《八月的乡村》再版时，才将“L.P.”改为“洛宾”，这在乐谱的下面有说明。
梁：《奴隶之爱》可以说是您最初的歌曲作品吗？
王：前面说到的为塞克的话剧《北归》谱的插曲以及为徐志摩的《云游》谱的曲和这首《奴隶之爱》，算是我最早创作的几首歌曲。
“逃出北京时，我希望三个月能打回来”
梁：请讲讲您是怎样离开北京去参加革命队伍的？
王：我曾说过“我的转变应该感谢日本人”。当时我在北京当音乐教员，已积攒下八百元钱，准备去法国或意大利学习音乐。年我母亲生病，后来去世了。我是穿着孝服（灰大褂，鞋上蒙着白布）逃出北京城的。当时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北京，从北京到外地的铁路已经不通了，只有去天津的铁路还通。日本人不让中国青年离开北京，但对“穿孝服办丧事的”则管得不严。我离开北京时什么也没带，投笔从戎。当时的想法是：“三个月，回北京见！”我以为三个月就能打回来，谁知一去打了八年。
我出北京到天津后，从塘沽坐船到青岛（铁路已被破坏）。那时“学联”在各地有招待站，接待流亡学生的吃住。我就一个人，在青岛住了一个星期。
我在“北师大”时有一个女同学叫杜明远，她是在“北师大”学画画的，她约我先到开封她家里。我就从青岛辗转济南、徐州、开封，到了她家。我是年夏秋之间到的开封，她家在开封北书店街。杜明远的父亲是地下*河南省委领导人之一，名叫杜继增。他是豫东游击队管后勤的，他的衣服正反都能穿，这是为了便于化妆逃脱。为了支持革命，她父亲把家产全部都赔进去了，还曾在日本人那里坐了六年牢。但是后来也受了迫害和冤屈，前年（）改正后才开了追悼会。
我是穿着一套夏天衣服到的开封，杜明远的妈妈给我做了新衣服，又把女儿交给了我。杜明远的父亲写了介绍信，介绍我们到延安去参加革命，从此杜明远改名叫洛珊。我们一起到了西安，去七贤庄办事处联系到延安的事情。处长是个女的，她告诉我们：“要去延安，一个方法是等汽车，第二个办法是自己走去。”她不知道洛珊的父亲是干什么的。
洛珊每天写生，有点娇气，怕走路去延安会太艰苦。正犹豫间，这时在东北会馆（在西安盐店街）碰到她的一位女同学，我们就住到东北会馆去了。我也碰到一位朋友，说八路军组织了随营学校，缺少老师，我们可以去当老师。我们就跟他渡过*河，到了临汾。下车一看，我就灰心了，大庙里面，青年们在那里谈恋爱，不上课，吃馆子，溜城墙……正好这时上海演剧队到临汾演出，我们遇到了贺绿汀、塞克、李丽莲等人。他们唱《游击队歌》等歌曲宣传抗战。我到后台找到塞克，因为我小时候就认识他。那时我们急着想参加抗日活动，想打回北京去。
“塞克介绍我参加了‘西战团’”
梁：贺绿汀他们是随“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一队”到临汾宣传演出的吧？
王：是的。我们在临汾时看到他们的演出，就到后台找到塞克，他就介绍我们去“西战团”，说那里正需要唱歌的人。
塞克就与丁玲联系，丁玲他们在洪洞西边的万安镇，八路军总部在那里。丁玲让塞克先过去。塞克去了没几天就给我来信，说他在那里当了导演，要我们马上也过去。半夜里，随营学校的人送我们到火车站，我们不能明着走，因为怕大家都走。这时太原已经吃紧，坐火车不用买票。半夜到了洪洞，我们在甩下的车皮里蹲了一晚上，第二天背着行李往西走。走到汾河边，后边来了一辆旅行车（小面包车，美国产的）。河上的桥是高粱秆搭的，汽车慢慢开过去。我们搭了他们的车，到了万安镇。这是一个土城子，像土老财的小城，只有一个城门，有几百间房。城里都是八路军。我们进了城，找到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部后就参加了“西战团”。
接待我们的是一个穿得很脏的小女兵。与我们的幻想完全不一样。她穿着大人的军衣，上面全是油污，戴着破军帽。我的热情因此下去了一半。这个“脏丫头”帮忙搬洛珊的行李，我就去找塞克。之后我被编在歌咏组，组里有李劫夫、高敏夫、田间等人。田间是个诗人，提着石灰桶在街头墙上写诗，那都是很好的诗。宣传演出的时候，我老扮日本兵，因此老被打死。我死还不能真“死”在台上，翻身起来还得在后台做枪声、炮声等各种声音效果。我和洛珊还表演过双人舞，后来在西安的庙会上也演出过。
有一次“西战团”到边远的地方教歌，遇到史沫特莱在那里用英文讲国际形势，那位“脏丫头”在给她当翻译。这使我对她的看法突然又变了—“脏丫头”原来是最干净的，她的心灵干净。她原来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姓何，她的爱人叫“石头”，后来“石头”在“文革”中被迫害死了。
从此我真正成为八路军战士了。我受过团里的多次表扬。戏台上需要一棵树，我借了老乡的一棵树，一个人就扛去了，因为太重，途中休息了好多次。这说明我有革命热情。
“西战团”编委时常让我写一点东西，编委是周巍峙。演出时我拉二胡、李劫夫弹三弦、张可唱京韵大鼓，唱的是《大战平型关》，歌颂八路军的胜利，老百姓很乐意听。我们还化装成老百姓在街头表演。李劫夫抽烟，突然一下子晕过去，摔倒了。因为“小日本儿”占了大同，他们马上恢复了那里烟厂的生产，出了五台山牌香烟，用纸烟来毒害人。张可当时就对老百姓讲：“日本*子生产的纸烟是有毒的，大家都看到了，这位老乡抽了‘五台烟’就中毒死过去了。”老百姓都以为是真的，其实李劫夫是假死。等大家把李劫夫抬进屋，关上门，他就没事儿了。丁玲说：“明天我们走的时候，你（指李劫夫）不能叫老乡看见。”宣传中大鼓书起了很大作用。自从李劫夫抽“五台山香烟”晕死过去之后，很长时间里“五台山香烟”没人买、没人抽。
我们第一次去万安时，过了河以后，在搭的美国产的小面包车上，前排坐着一个“小胡子”，后来才知道那是贺龙。有一次我参加“双簧”表演，我演身后边的那个，点烟、削梨，吃梨时我抢过来吃了。大家正在哈哈大笑的时候，听到前面的人说：贺龙正坐在台下，看我们演出呢！
我最崇拜的人是彭老总，《洛宾歌曲集》上有两首歌曲是歌唱彭老总的。“西战团”时彭老总给我们作过报告。“西战团”共三十多人，连警卫人员在内。彭老总给我们讲话之后，丁玲让伙夫做了很好的饭，留他吃饭。但是彭老总没吃，说是“要开会”，走了。丁玲赶紧追了上去。
李劫夫是很可爱的，很能吃苦，他总穿着用布条编的鞋，光着脚穿这鞋。他身背一把三弦，一边走、一边弹、一边唱，总是走在队伍的前头。
我们演《放下你的鞭子》时，观众气愤得上台要打剧中的老头儿；给国民*伤兵演《放下你的鞭子》时，伤员气愤得往台上打了一枪！我们只好赶紧把帘幕拉上了。当时，国民*第十四集团军卫立煌部，也在运城一带驻军，我们也为“友军”演出过。
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右边打锣者是王洛宾，中间演唱者是洛珊，前排观众多为军人，后边是农民观众）
在晋南时，我们在风陵渡帮助运伤员，帮卫生队往南过河，帮助往北运送子弹箱。船工们昼夜不下班，连续工作。这时我作词作曲的《风陵渡的歌声》，就是表现当时的战斗生活的。太原于冬天失守，“西战团”南撤时，我们能听得到日本*子的炮声。
我的生活始终是坑坑坎坎的。但在“西战团”的一段儿，是我生活中最辉煌、最幸福的一段。
“《老乡，上战场》有一个秘密”
梁：请谈谈您在“西战团”时期的音乐创作。
王：中国刚有有声电影的那会儿，我在北京看过一部法国影片《流氓皇帝》，里面有一首插曲的旋律，我记住了。在“西战团”的时候，塞克写了《老乡，上战场》的歌词，我套了《流氓皇帝》插曲的这个曲调写成了歌曲。这是我的秘密：将那首插曲的旋律才动了几个音符，就变成了《老乡，上战场》的旋律了。现在日本电影中也用过那个旋律，还被改编成轻音乐了。这首《老乡，上战场》，当时的老百姓、学生都唱了，西安各个学校也唱。学生们唱得很激动，我们教完这首歌，几千学生都要求参军，丁玲没办法，只能叫他们“安心念书”。
我是穿着冬衣去参加“西战团”的。因为我总演日本兵，所以“西战团”就给了我一件日本军大衣，上面尽是子弹孔。平时我也穿着日本军大衣、军靴，那都是战士在前线的战利品。到了夏天，我没有夏衣，丁玲特批了四元钱给我置办夏天的衣服。那个“脏丫头”在西安一中学习扔棒球，看她穿的是旧军衣，觉得很美，我就想用新衣服换旧军衣穿。我穿上了旧军衣，觉得自己也是老红军了，那特批的四元钱又上交了。
“西战团”每月每人发两块钱生活费。我们每人凑了两毛钱，到西安东大街去买茶叶。店员看过我们的演出，我买了他四两，他给了我二斤。他说：“有你的四两，其他的是我送你们的。”我们不要，他说：“你们若不要，我给你们送去。”后来大家还来看望过这位店员。
“西战团”的宣传演出从洪洞到平遥、介休、风陵渡，顺着汾水经潼关到达西安。在潼关的时候，聂绀弩、萧红、端木蕻良、塞克等人一起创作了话剧《突击》，该剧写于一个大库房中，他们几位站着抽烟、商量，很快就完成了这个大型话剧。《突击》中用了《老乡，上战场》这首歌，像主题歌似的。李劫夫在剧中演一个老头，他抱着被敌人杀死的小孙子，悲愤地一步步走向观众。这里用了电影手法，很动人的。整部话剧是由塞克导演的。
《洗衣歌》是在临汾刘村写的，刘村就像一个县城，很富裕，因为山西人很会理财。八路军招了学兵队进行训练，我们“西战团”医院的伤员洗衣裳。歌曲的旋律有点儿俄罗斯的味道，因为我小时就爱唱俄罗斯民歌。《洗衣歌》的歌词是塞克创作的，他写的是很真实的，最后一句是“哎咿哎哟真脏！”如果现在写，就会写成“哎咿哎哟真香！”那就不真实了。《洗衣歌》沿着汾水传唱开了。
这一段生活，对我一生的影响很大。上面说过的“脏丫头”，是影响我生活作风的重要典型。
在西安文化界开会的时候，我还曾经遇见冼星海。
“随着塞克到兰州、青海”
梁：您是怎样离开“西战团”的呢？
王：“西战团”在西安宣传、演出的时候，丁玲受延安指示，代表组织上派塞克、萧军、朱星南（后来在戏剧学院工作）三人到新疆去支援那里的文化建设。年新疆的盛世才伪装进步，主动要求共产*方面派干部去新疆。那时经常有叫做“羊毛车”的车队从新疆开过来，实际上是苏联的“吉斯车”，拉着大衣等各种物资，支援延安。既然塞克要去新疆，而我与洛珊是跟塞克到“西战团”的，现在塞克又约我们跟他一起去新疆，我们就都同意了，因为我也很向往新疆。这样，我们一共五个人，离开“西战团”继续向西进发了。
我们离开西安去兰州是年的初夏。我们是在西安过的“三八”妇女节，过完节之后去的兰州。
去兰州路上（年4月28日于和尚铺。前排右起第一人是王洛宾，站在他身后的是塞克，车上坐者萧军）
“‘五朵梅’的民歌让我改变了想法”
我们五个人从西安去兰州的途中，汽车要过六盘山，正逢下大雨，三天的大雨把我们困在六盘山东边山脚下一个叫和尚铺的地方。一般不下雨的时候这里也是一站。那时的公路条件很差，下雨了车就不能进山。我们住在大车马店里，女主人年轻时是位歌手，名叫“五朵梅”，因为她前额有五个红印。大家都愿意在她的店里住，因为她唱得好，赶车的、赶牲口的都在那儿住。她年轻时“风骚”得很。塞克第二天把老太婆请来了，请她唱民歌，她就唱道：“走哩走哩者，越呦地远哈了……”
这是我认真记录的第一首民歌，是回族的。很悲伤，很美，是“花儿”的味道。这首民歌不是描写过往旅客的，是“五朵梅”自己观察生活后的感受，我认为是她的作品。她唱得很认真，五十来岁了，额上已经没有梅花了，高音还能唱得上去。“人民文学”不是一般人能创造的，两句话就把游子的心情唱出来了。她唱道：“走哩走哩者，越呦地远哈了，眼泪的花儿飘满了，哎哟地哟，眼泪的花儿把心儿淹哈了。走哩走哩者，越呦地远哈了，锅盔的褡裢轻哈了，哎哟地哟，心上的惆怅就重哈了。”
她给我们唱了三首民歌，我记了两首。没拿本子记，记在心里了。塞克、萧军都很欣赏这些歌词，他们都认为歌词很美。听“五朵梅”唱民歌时，我们住在她的客栈里，睡在麦草上，旁边有大铡刀，半夜有伙计铡草喂牲口。“五朵梅”的歌声像勾住了我的魂儿似的，从此我打消了去欧洲学习音乐的想法，一心喜爱上了西部民歌。
“迷上了甘肃、青海的民歌”
我们五人到达兰州后，办事处主任伍修权告诉我们“暂时不能去新疆了”。实际上主要原因是盛世才的态度大转变了，不再欢迎共产*派干部去他那里工作了。这时，我和洛珊就参加了甘肃省教育厅的“抗战剧团”。这个剧团主要是由中小学的音乐、美术老师组成的。我们先到陇南宣传，又坐车到天水，一路宣传走回来。到了渭水的发源地（姜子牙钓鱼的地方），那里曾是古代文化最繁盛的地方，钟鼎文非常繁荣，我们去宣传时却已是最落后的地区了。我们穿草鞋，有时坐大车（马车），车上拉着戏箱。
我们演《放下你的鞭子》，演到小姑娘又饿又累，忍不住伤心落泪的时候，有一个卖面的老大娘端一碗凉面过来，对小姑娘说：“不要哭了，吃面。”在陇西，我们演《放下你的鞭子》，演到老艺人将要打小姑娘还没有打的时候收一回钱，收的钱可多了！还有人扔给我们一块银元，箩筐里铜板都满了！我拉二胡、打鼓，还演一个小伙计，洛珊演小姑娘。我曾经留有一张照片，后来全部丢失了。
在陇西县我记下了民歌，填了新词，教学生唱。这时我迷上民歌了！每到一个城镇，都记下了民歌，我还给配上新的抗战歌词，并出版了一本《西北歌声》，由甘肃抗敌后援会、甘肃教育厅出版，这是我一个人编的。这本书现在在甘肃省应该能够找到。《西北歌声》的封面是由樊大畏木刻的两个水车。樊大畏现在是甘肃人民出版社的社长，我们曾经在兰州一起坐过牢。他父亲是地下*员。这次是他帮我联系、出版了《洛宾歌曲集》。
通过民歌我知道了很多故事，懂得了很多民族文化。我们“抗战剧团”徒步走了甘肃、青海的很多地方，学习了当地很多民歌。民歌是随着人的迁移而变迁的。例如，甘肃山区的《放风筝》（陇北山区），临洮、渭原一带基本是“秧歌调”（即社火调），可以想象到人的身体活动是扭动的。到了天水、陇南一带，海拔低一些了，这里是平原，有大河，种水稻。民歌风格就不一样了，变得很抒情了，多用衬词“哎嗨，一呀……”“秦”是指天水一带，秦腔就是从这里开始发展的。这儿到处是绿的，天水是“老天爷降下来的水”的意思，大家都喜欢天水抒情的《放风筝》。民歌随着生活条件的不同而变迁，生活富裕了，自然条件变化了，民歌就变迁。我开始体会到这一点时，感觉很甜。
“高高地抬呀，高高地落呀，一夯接一夯呀，夯夯头上过呀……”这首《夯歌》是很乐观的，是当地农民给官员修碉堡时唱的。真正的乐观是产生在艰苦中的。约有一年半时间，我走遍了包括青海、河西、嘉峪关等地。我原来是喜欢唱洋歌的，是向往意大利音乐的，而现在却转化了。这有偶然性，先是我对人生的看法有了转变，又听到“五朵梅”的演唱，感到自己民族的音乐真的最优美！
“在兰州记录和改编新疆民歌”
梁：关于您在甘肃和青海收集、改编了许多新疆民歌的事情，您在给我的信中写得比较详细，现在请您谈谈在信中所没有谈到的问题。
王：甘肃有很多回族人，青海有许多藏族人和蒙古族人，我在收集民歌的时候也收集了许多少数民族的民歌。在甘肃、青海也遇到了许多从新疆过来的少数民族同胞，如维吾尔族司机、商人等。前面提到的盛世才的汽车队中，就有维吾尔族的司机。我就是从路过兰州的维吾尔族司机的口中记录了《达坂城》（《达坂城的姑娘》—编者注）的曲调。司机的汉语水平不高，请他翻译歌词，他只能简单地说出“姑娘”“石头”“辫子长长的”“眼睛大大的”……这样几个汉语单词。所以在编词、编曲时，只好加了很多我的发挥和想象。
梁：《达坂城》的歌词中有“带着百万钱财，领着你的妹妹，赶着那马车来”一句，是什么意思？
王：《达坂城》是写马车夫的幻想的。他坐在大车上等客人来坐他的车，一等半天，没事儿就胡思乱想。“带着百万钱财，领着你的妹妹，赶着那马车来”一句，有这样特殊的背景—在旧社会，他们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老婆。有些旅游者受了这首歌影响，专门到达坂城去看姑娘，结果感到非常失望，因为他们太缺少想象力了。
《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原始素材是《羊群里躺着想念你的人》，我曾采用这个素材写了几首歌。《羊群里躺着想念你的人》是起句、衬句式的上下句结构，上下句开始都唱这个曲调。拖长音的时候，歌手就在动脑筋了—下面的词要怎样唱？他在现编歌词呢。这与藏族民歌里拖长音时歌手想下面一句的词儿是一样的。
“为了民歌，我丢了爱人”
梁：您和洛珊是什么原因分手的呢？
王：我们从西安到兰州以后，参加了当地的宣传演出团体，随剧团到了陇南、河西、青海等地演出。演出回来后留在了兰州。年初我们又一起到了青海西宁，在西宁成立了“儿童抗战剧团”。此后我经常随剧团到各地演出、宣传，到草原上去收集民歌。年下半年我在青海海北刚察地区的藏族、蒙古族草原的藏族千户长那儿住。
由于我常常到青海各地去收集民间音乐，洛珊一个人在西宁感到很寂寞。后来她就一个人回到兰州，在兰州主演话剧《一年间》（郑君里导演）。这时，一个男演员(此人是国民*特务)与她好上了。郑君里看到情况不好就写信给我，叫我快点儿回兰州去。我说：“明年春一暖就回去。”当我回到兰州时，发现已经晚了，后来只好与她离婚。
此前她曾问过我：“你是要民歌，还是要我？”我说半年后我就回来。她等不得了。为了民歌，我丢了爱人。
我是年和洛珊离婚的，在兰州的报纸上登了声明。
梁：古话说“忠孝难两全”。看来对于“爱人”和“爱好”，有时也难做到两全。
王：当时还是太年轻，没有经验，没有处理好。我和洛珊离婚三十多年之后，还有过一段特别的交往。那是在“文革”中间的年左右，我正在新疆监狱中服刑，监狱领导要我谱写河南梆子音乐，因为监狱新来了几百个河南犯人。我对河南梆子不熟悉，没有办法，我试着写了封信寄到开封三十年前的老地址（北书店街），转来转去终于转到了她的手上。她寄给我六本豫剧谱子，还有衣服。
“坐牢的那三年，我的思想有提高”
梁：您在兰州曾被国民*抓进监狱，关于这一段历史我完全不清楚，请您谈谈这一段情况。
王：我们从西安到兰州时，是戴着“八路”的袖章去的，因为我是从八路军“西战团”过来的，这引起了国民*方面的怀疑。蒋介石说：“宁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我就是这样被当作共产*抓进去的。我是在和洛珊离婚后不久被抓的，真是祸不单行！国民*抓我时，我积累的一切音乐资料都失去了，当时是年3月。
监牢在兰州的沙沟，在*河北岸的半山上，有三间大牢房，约有三个篮球场那么大。*河的南岸有雁滩，是大雁落脚的地方，很大的一片荒野。监狱就在雁滩对过儿。甘肃的*史资料上提到过。与我一起坐牢的难友（即小力力的妈妈）管我叫“监狱艺术家”，因为我在狱中常教大家唱歌。
监狱由一堵高墙围着，里面有三个大房。我住的一间大房隔了十二个笼子，分十二个号。要犯每人住一个笼子，不是要犯的都住在大房子里。十二个笼子的后面有“统舱”—两间大库房。一般犯人住在那里。我算要犯，住五号，伸出头可以互相说话。下雨天，我就教大家唱歌。看守突然进来了，问：“谁在唱？”马上有人回答：“俺。”这个答应的人被拉出去挨打了，他替很多人挨了打，也掩护了我。
兰州的监狱里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叫“放封”，不是“放风”。因为房子四壁透风，用不着放风。牢门每天晚上贴上封条，开笼是启封，所以叫“放封”。
坐牢的那三年，我的思想有提高，因为狱友大都是共产*人。
*河南岸的雁滩，就是古曲《平沙落雁》的地方，每年都有大雁在这里起落。监狱里养了一头驴，每天用这头驴到*河边去驮水。给驴吃的是白菜帮子，犯人与驴抢着吃。
我入狱以后，马步芳曾经设法保过我。因为我请同监的人为我带出去一封信，是我用牙膏皮写的，医院的院长，请他寄给马步芳，托他来保我。马步芳给兰州的国民*要人打了招呼，要保我，意思是说：王洛宾是我手下的教官，怎么会是共产*？这一保，却保坏了！兰州不敢放我了，因为兰州的国民*和青海的国民*之间有矛盾。
第三年的冬天，关进来了一个国民*特务。“双十节”时有一家商店没挂旗，这个特务就去敲诈，私下索要高价。谁知道这家商店的经理与宪兵司令部的“古阎王”有来往，“古阎王”派人抓了这个小特务，关在我的隔壁。
我被放出来，是因为抓我的国民*特务头头死了。放出来的时候是年。
“在监狱里写的歌曲，是我生活的记录”
梁：您曾经寄给我一些您在兰州狱中创作的歌曲乐谱，如《我爱我的牢房》《大豆谣》等，这些歌曲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谱写出来的？
王：我在兰州坐牢的三年间也写过一些歌曲，这些歌曲就像是我生活的记录。例如，我是在兰州市被捕的，被捕几天以后，一辆囚车将我拉过*河铁桥，到了*河北岸很偏僻的山沟里的那个秘密监狱。我坐在囚车里，一路上就哼出了《炊烟》这首歌。
我很爱云，兰州的云很美，一朵白云从监狱的窗户上飘过去，感到很亲切。所以我在监狱中写了一些《云曲》。这个监狱是国民*的政治监狱，里面吃的是豆面糊糊，犯人们抢着吃，因为吃慢了就没有了。所以我的食管被热糊糊烫坏了。
监狱中有一个小女孩叫小力力，才三岁，她是从小就随着爸爸、妈妈一起来坐牢的，她是狱中唯一可以自由走动的人。她如今是山西运城师范学校的教师，她的父亲是当时甘肃省地下*领导，公开身份是石灰窑石渣室主任。小力力的爸爸后来死在监狱里了。有一次，监狱的伙夫给了小力力几粒蚕豆，她吃了之后觉得好吃，就到我的牢房门口来问我：“你说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我回答不出来，她举着一粒蚕豆说：“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是大豆！”我流泪了。小力力不到一岁就进了监狱，什么好吃的东西都没有吃到过，她真的以为蚕豆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了。这真是一个有力的控诉！于是我专门为小力力写了一首《大豆谣》。
几十年之后，我从新疆的监狱出来，并落实了政策，派我到兰州招生。我打听到小力力就在山西运城。这时我特地买了半口袋（约十来斤）蚕豆，专门到运城去看望她。这时小力力已不记得她小时候的这件事了。
“马步芳很爱音乐”
梁：从兰州监狱出来之后，您就到马步芳那里去工作了？
王：是，我被请到了青海。马步芳是军阀，但是他本人是很爱音乐的，对我也非常尊重。
青海是伊斯兰教地区，按传统是不能唱歌的，孩子从上中学开始就戴白帽（叫“号帽”）。我第一次去青海是随甘肃的演剧队去的，第二次是出狱之后青海方面请我去的。我在青海教育厅工作，同时又在西宁回民中学当音乐教员。当地的阿訇不让唱歌，只能念经。我在青海写了《穆斯林青年进行曲》，教了回民中学的一个班。学生们学会之后，把“老人家”（阿訇）请来，唱给他听。他听了之后觉得挺好，但发话说：要叫“念歌”，不能叫“唱歌”。马步芳听后也笑了，说：“‘念歌’就‘念歌’吧！”在这之后，进步歌曲在青海就都能唱了。《穆斯林青年进行曲》的音乐有维吾尔族卖葡萄干的音调。总之，青海的唱歌活动是我去了之后才开始的。台湾有一位音乐家叫丑辉瑛，那是我在青海教的音乐专业中唯一有成就的学生。她后来到重庆青木关音乐学院上学，与张锐、赵芳等是同学。
奇怪，西宁有“竹子巷”等地名，很多街名与南京一样，其实西宁并没有竹子。说话如“过呀”，就如南京话的“过河”之意，语言上也很相像。据说洪武年间，从南京搬了许多移民到西宁，青海民歌和江苏民歌也因此而有了密切的关系。所以，我很想找机会到南京去一趟，可以研究比较青海和江苏的民歌。
我的第二个爱人叫*玉兰，是我从兰州国民*监狱出狱后在西宁结婚的。她是西宁的一个护士。
那时，一个人到草原上去是有些危险的。我曾经借着马家军的势力，举行了“祭海”“打猎”等活动，到各处草原上去收集民歌。所谓“打猎”，实际上是军阀向少数民族的一种示威：他们带些神枪手，一枪打一只*羊，见识过此场面的那些藏族千户长、蒙古王爷，以后就主动合作了。凡是不给省政府交羊皮的地方，马家就用“打猎”来示威。马家军从马步芳的祖父开始就统治着青海。西太后往西安逃难时，马步芳的祖父迎接、支持过她，跪在她轿子下，给西太后壮了胆。原来他任营长，后来就迅速升官了。
回民虽然是禁止唱歌的，但劳动中也有“漫花儿”的唱歌活动，甘肃的莲花山，四个县的歌手在山上赛歌。每年的六月六，庄稼还没收的时候，大家都去那里比赛唱歌。莲花山的唱歌活动是年轻人搞对象的地方，唱五天，第二天还要搬家。小商人也去赶花儿会，他们是去做小生意。年轻的歌手身后会有一些老人给出主意，姑娘的身后也有一些老妈妈帮助她出词。花儿的语汇非常多，有两千多首。
朱仲禄原来也是给马家当兵的，他当时二十来岁，是从农民中被抓去的。当时马家军的每个连里都有很多歌手，也有唱歌比赛。
马家省府主席每年除了下去“打猎”，还有一次“祭海”活动。“祭海”是在每年七月，到青海湖边上去—蒙古族聚居地区是在海北，藏族聚居地区是在海南和海东。主席会一个部落接着一个部落去视察。我也跟着去学习民歌，一支铅笔、一张纸。只是没有好的翻译，有时只能让他们把歌词先写下来，事后再请人翻译。位于*河发源地的海德县，当时那里还是母系社会，我也去过。学过当地藏族的“拉索”，音乐速度是很缓慢的。那里是蒙、藏杂居的地方。母系社会的一个村子，我是专程去的。那里的县长来西宁受训，受训之后专门请我去的。我们坐汽车去，因为那个村子离县城很近。
马步芳对怎么使用人有他的一套老办法。我在兰州被抓之前，就在他那里工作过一年多。被抓之后，我通过写信告诉了他，请他帮助营救。他保我其实是为了他的面子。有一天晚会完后，他对我试探着说：“现在任何人都要有组织，我是青海省的国民*主席，你应该入*，你可以去要个表填一填。”我表示不愿参加国民*。第二天早上，他手下的副官给我送来一件皮大衣，说：“天气渐冷，可以用它！”马步芳与国民*也有矛盾，因为蒋介石总想“吃掉”他。
马步芳的文化差一些，开明得有点滑稽。他的服装是专门到四川定做的最好的西装，皮鞋里面还穿着缎子袜，里面绣着牡丹花。他是宁夏回族人，他的爱人从来不出门，盖着面帘子。我在回民中学当音乐老师时曾写了新歌，有种树歌（即绿化歌），有为保甲、壮丁、卫生等方面写的歌，都是配合政策、配合学校军事化训练的。后来我曾当过回民中学的教导处处长，那是从兰州出狱以后的事。马步芳在青海建立了一个军乐队，有三十几个人。他从上海买来全套的铜管乐器，乐队队长带大家齐奏《小放牛》等民间小调。因为我会看谱，马步芳就让我指导这个军乐队演奏欢迎官员的阅兵式乐曲，并安排我在他的军乐队当教官。马步芳还有一个“音干班”，我是主任，为他培养音乐干部。他任命我为中校，到新中国成立前升为上校。
年在青海任音乐教官的王洛宾（右）
“解放初期我随王震部队到了新疆”
梁：这个“国民*上校军官”身份给您带来了很多政治麻烦吧？
王：麻烦太多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就是“历史反革命”，每次运动都要整一回，一直整到我又一次入狱。
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在青海起义参加了解放军。因为王震部队一兵团的宣传部长是马寒冰。早在“西战团”时期，我在台上指挥又担任独唱，马寒冰就看过我的演出，有印象。这次他动员我参加解放军，我就答应了。我是随王震部队到了新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在新疆任新疆军区文艺科长。那时一个月我就翻译、出版了一本《苏联歌曲集》。因为马寒冰去了苏联（是毛主席带去的，与邓立群、赛福鼎等一起），他带回来一大批苏联歌本。我懂俄文，用三个星期译配了十几首歌曲。还创作了一部《生产大合唱》，也出版了。之后我又到政治部的农场劳动锻炼，也写了不少歌。
年我回到北京，在北京八中当过一段时间的音乐教员。年我爱人在生老三时去世了。现在（）老三住在我的屋里，儿媳也在一起住。大儿子去了澳大利亚，他在那里发展得不错，已经有小卧车了。
“维吾尔族一家四代歌手教我民歌”
梁：《洛宾歌曲集》第74页上的《沙枣花儿香》一曲，旋律风格非常特别，请您谈谈这首歌曲的创作情况。
王：《沙枣花儿香》的歌词是我自己写的，曲调是根据维吾尔族民歌改编的。写这首歌曲，是由于我年到南疆生活时遇到了一件特别的事情。我在那里看到了特殊的风光，那里的昆仑山是喀喇昆仑，即“黑昆仑”。歌词中唱的“煨囊”是当地的一种民间舞蹈。当时，我与一对年轻的文工团员到和田（黑昆仑山脚下）去采风，那里正在开音乐会。一位地方文工团的十七八岁的维吾尔族小姑娘在唱歌，她唱得非常美，很朴实。她唱完后，我与一位女同志到后台去采访她，约定第二天与她见面。第二天，我们到地方文工团找她。早晨去的，我记下了几首她唱的民歌。最后她没得唱了，但她告诉我们：“我父亲是贸易公司的营业员，是他教我唱的，他会唱更多的民歌。”于是我们又找到她的父亲，一位留黑胡子的、四十多岁的维吾尔族人。他很忙，给我们唱了几首，我都记下了。最后他说：“知道民歌最多的是我的父亲，过几天让他接待你们。”过几天我去了他家，离城里有三十多里。那天，在他家的前院铺上了花毡子，摆上了杏干等果品，他的父亲是一位白胡子老人，给我唱了很多民歌。我们非常激动。
因为前几天小姑娘唱的那首维吾尔族民歌带有很浓的汉族味道，我觉得奇怪，我就问这位白胡子老汉，为什么维吾尔族民歌会有汉族音乐的风格？他说：“这事儿我说不清楚，我得问问我的妈妈。”老汉带我们到了他家后院，他的妈妈在后院晒太阳，白白的头发上插了一朵玫瑰花。老太太大概有九十多岁了，白胡子老汉跪在她面前，问了她我提出的问题。老太太说：“这首歌是我年轻时接待朝廷大员（满族或汉族的官员）时学会的，曲调是国家制定的。”由于唱的是维语歌词，已变成维吾尔族民歌了。这样，我接触了维吾尔族一家四代歌手，向四代人学习民间歌曲，并终于弄清楚了一首民歌的来龙去脉。《沙枣花儿香》这首歌，表现的就是这个内容。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来说明这件事情。
梁：传闻您到草原上很受牧民的欢迎，走到哪儿吃到哪儿住到哪儿，是这样吗？
王：不只是我，谁到草原上去了都一样的，少数民族同胞都特别热情好客。
至年我在喀什住了两年，年调到乌鲁木齐。《亚克西》是年写的，年参加了全军汇演。
梁：年谱写的《亚克西》，怎么会有歌唱人民公社的内容呢？“人民公社”是年才有的呀！
王：歌唱“人民公社亚克西”的内容是后来加进去的，原先的歌词是“姑娘的苹果亚克西”。
《看火车》是一个歌舞表演，在《歌曲》杂志年或年发表过，后来还出版了单行本，用的是“艾依尼丁”这个笔名。歌词是我编写的，内容是爷爷和孙女儿一起看火车通到了新疆，是反映火车进新疆这件大事的。这首歌曲采用了吐鲁番民歌的旋律，用了乐队帮唱的形式。在乌鲁木齐文化馆的门口，《看火车》的歌谱被写在电影广告牌上，是为火车进疆的通车典礼而创作、表演的。
“我写的《萨拉姆毛主席》，被批判成‘想杀了毛主席’”
梁：请您谈谈《日夜想念毛主席》这首歌曲。五六十年代这首歌曲曾传唱全国，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您的作品，因为曲谱上没有署您的名字，记得好像署的是“新疆军区文工团创作组集体创作”。
王：60年代我已经“进去了”，当然不能署我的名字。《日夜想念毛主席》原名叫《萨拉姆毛主席》，是我年编词、作曲的。
南疆于田的维吾尔族老人库尔班·吐鲁木到北京开会，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他，这是年的事。库尔班是八十多岁的维吾尔族老人，他带头办合作社，带动大家搞生产。新疆选他为代表，到北京开会。他和毛主席照了相。他人很瘦，是手拿着“砍土曼”劳动的。
到年，新疆话剧团将这件事写成了音乐话剧剧本《步步跟着毛主席》，由陈村编剧，其中有六首插曲，《萨拉姆毛主席》是插曲之一。其他五段音乐我都忘了，有的段落音乐很短。《萨拉姆毛主席》的词是我根据陈村的原词加工改编的。音乐话剧《步步跟着毛主席》演出了，很有效果，是年办人民公社前夕演的。新疆话剧团是从军区分出去的，所以人都很熟悉。他们单位找我写音乐，我写得很快，有的就用现成的维吾尔族乐曲，话剧的对话也有音乐伴奏。
歌词中有“骑上毛驴去看你”一句，“文革”中批判我说：“有火车、飞机，为什么都不坐，非要骑毛驴？你是什么意思？”“萨拉姆”是维吾尔语“祝福”的意思，在伊斯兰语、巴基斯坦语、波斯语中都是说“萨拉姆”，这是维吾尔族最尊敬的话语。我写的《萨拉姆毛主席》，后来被批判成玩弄谐音，“想杀了毛主席”。
《萨拉姆毛主席》中“骑上毛驴去看你”的“看”字的确是倒字了，变成了“砍”的音，把“去看毛主席”批判成我要“去砍毛主席”。现行反革命！批判我时，我哭笑不得，竟然笑了。此后我写歌儿特别注意避免倒字问题，特别是在重要的字上千万别倒字。去年我改编了一首民歌，其中有一句歌词“小羊就拴在我的窗棂上”。“小”字因为倒字了，成为“肖”字。我有一位好朋友叫肖扬，是青海的指挥。如果有一天他当“大头头”了，可不得了！要是把“肖扬拴在我的窗棂上”，肖扬不会整我，可他手下的人决不会放过我！我考虑了三天，最后把“小羊”改成“羊儿”了。这是去年（）我去库车后收集、改编的民歌。
年我为歌剧《两代人》作曲。乌鲁木齐铁路局铁道文工团的一对夫妻编写了《两代人》的剧本。剧本表现了铁路修进新疆时的故事—新疆地区闹革命时，汉族革命者把自己的孩子送给维吾尔族人，修铁路时，这孩子已长大成人。第一代革命者是与反革命斗争，第二代人在修铁路中起了作用，与自然斗争。这孩子的亲生父亲已经牺牲，亲生妈妈在修铁路时见到了自己的儿子。剧本表现了铁路进疆，歌唱了民族团结。
《两代人》的剧本后来出版了。音乐主要唱段是我写的，有的是民歌改编。儿子讲的是少数民族话，其他人说的是汉语。写完歌剧《两代人》，我就出事被抓进去了。
“监狱很美，因为在里边能学到民歌”“监狱是我不要钱的大学”
梁：您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一共坐了15年监狱，真是难以想象！请您说说坐牢的原因和监狱中的具体情况。
王：在新疆监狱中我学了很多民间音乐，是很深入的学习。能学习民歌我就感到很幸福，所以我没有觉得监狱很苦，反而觉得很幸福。
梁：这话让我感到很大的意外。在监狱里怎么能够学习民间音乐呢？
王：真的很特别，我在里面甚至学到了在外面学不到的东西，因为我是跟里面的少数民族大学者学习的。这是因为我住的监狱很特别。
先说说我坐牢的原因。原因是复杂的，有“历史”问题，也有“现行”问题。历史问题主要就是“马步芳的上校军官”问题。另一原因是因为军队内部整风时，我说了一些牢骚话。
从年到年，我整整坐了15年牢。我进的是新疆第一监狱，这里先后关押了很多少数民族的高级知识分子、大学者、大艺术家。有一个维吾尔族老学者叫黑吾尔，是我的狱友。他出监狱后到南疆去了，曾编过《维吾尔大字典》的文学部分。当时工作的六个人没办法编，于是想起了他，叫他出来牵头，他领导着这六个人把字典编出来了，已经出版了。前年（）我碰到他时，他拥抱我，说：“你还记得吗?在狱中，礼拜天，你用剩下的半个窝头做学费，向我学民歌。”在狱中时，我让他唱，我拿笔记，他教我民歌。他会很多木卡姆，木卡姆的音乐与文学必须是在一起的。他懂阿拉伯、土耳其等文字，熟悉很多经典，汉语也很好。他告诉我很多维吾尔族民间的东西，以及相关的历史背景。民歌的歌词太美了，特别有民歌的特点，诗人是写不出来的。黑吾尔还知道很多关于民歌和维吾尔族的历史故事。他现在在自治区文史馆工作。
王洛宾在狱中（）
监狱里有“翻译组”，其中有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的大翻译家，有的现在是新疆人大代表。早晨犯人出工时，维吾尔族学者木提义走出来，犯人见他都鞠躬，简直比对监狱长还尊重，他摸心口作答。他是民族史学家，会土耳其语、阿拉伯文，他能为民歌做鉴定：比如某首民歌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是什么地区的？有一首民歌《背葫芦走路》，他认为是八十年前的。
新疆第一监狱是所大监狱，同时可以容纳四五千人。社科院新疆分院的很多学者、专员都被关在里面。我有一个朋友，江苏苏州人，现在他是新疆大学的历史权威。他在狱中曾对我说：“我是学历史的，历史是不能开玩笑的，多住几年监狱没有关系。”都是书呆子！他的话对我影响很深。
狱中有菜地，老年犯人看菜地，看瓜地。我在狱中记下了维吾尔族民歌《那祖姑姆》。关于《那祖姑姆》的故事是黑吾尔给我讲的：青年猎人巴海喜爱美丽的姑娘那祖姑姆，但是那祖姑姆被有权有势者抢走了。纯洁的那祖姑姆跳进开都河自杀了。于是，巴海骑着马，唱着《那祖姑姆》这首忧伤的歌曲，沿着开都河一路寻找他的爱人。
我曾在监狱办的砖场劳动，拿了十年大铁锨，手指都弯不了了，不能弹琴了。在砖窑干活是极其辛苦的。砖烧好了，窑熄火之后，一般要凉48个小时才能进窑出砖。为了赶速度，我们是前一晚熄的火，第二天早晨就进去搬砖，窑内的火还没完全熄灭呢。大夏天也要穿着棉衣、戴着棉帽进去，只露两只眼。两个犯人进去，快快地装块砖。出来时，衣服上冒着烟，眉毛也烧了。难友们还说说笑笑：“我们都是火眼金睛，都是孙悟空了。”
新疆第一监狱在米泉县。监狱的砖场有一条马路通往乌鲁木齐，离乌鲁木齐有5公里。监狱范围很大，共有13个劳改队。12个男队加1个女队（即第13队），每队有犯人一百多人。周围种了很多树，已经绿化了。监狱办有几个大工厂，如汽车零件厂等，还有很大的“翻译室”，全世界各种文字这儿都能翻译。“十二木卡姆”就是在监狱中翻译的，王孟扬和乌其库尔（维吾尔族诗人）这两位老学者都在翻译室。他们是同龄人。王孟扬是回族的第一个大学生，今年81岁。我在监狱里面烧过几年开水，清理过砖场场地（砖拉走后，场地需要清理），种过菜。当时我五十来岁，身体很好。
有一次我在菜地劳动时，听到监狱旁边牲口药厂的高音喇叭在播放我写的歌曲《社会主义光芒照在我老汉心坎上》。事后我向监狱领导写了一份“坦白书”，大意是：我是反革命分子，在监狱中改造，现在还播放反革命分子写的歌曲，不应该。希望不要广播我的歌曲了，等等，做了一番思想检查。因为这件事，我受到了监狱领导的表扬，表扬我自觉接受思想改造。
这个监狱很重视开展犯人的文艺生活。每到逢年过节时，就让我组织犯人的文艺活动。我就可以到各监房去组织文艺节目，甚至女号都可以去。顺便我就从犯人那里了解民歌，学习民歌。几千个犯人中，我都可以自由地去学。监狱中也过库尔班节、肉孜节，这两个节日相隔70天，一年中主要是过这两个节。到这两天犯人要放假，因为狱中维吾尔族人占了约一半。此外，还有春节和新年，也要组织犯人开晚会，这时我就能够得到“特权”，到各队去组织、排练节目。
在狱中这么多年，非常幸运的是，我在里面学到了很多新疆音乐。我是监狱里的文艺委员，星期天可以到各个大队去排练节目。我接触到很多人，也从中学到了很多，这是我的不要钱的大学。所以，我觉得监狱很美，因为我在里边学到了民歌。
我一生走了很多坎坷的路，曾几次想到轻生。但想到那么美丽的民歌，就活下来了，“车到山前必有路”。民歌始终迷恋着我，在我最困难时也是如此。我在困难时仍很乐观，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做过亏心事。如果我真杀了人，我就坚持不下来了。
“在狱中为赛福鼎的歌剧作曲”
梁：您在监狱服刑期间还有音乐创作活动吗？
王：有的，写了一些歌曲，我还在狱中为赛福鼎写的一部歌剧作过曲。
赛福鼎在新疆时，新疆劳改局长姓王，是“鲁艺”毕业的，懂艺术，对我很好。他问我：“赛福鼎主席写了一个歌剧剧本《战斗的历程》，想让你作曲，你能不能写音乐？”我答应了。他专门派了车，拉我回到原单位，取出了一些歌本、笔记及其他音乐资料。我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作曲任务。这两个多月我就不必劳动了。所以有人骂我“太笨了”：“两个多月就写完了，你用上半年来写该多好啊！”这是年的春夏之间写的。后来，自治区文化厅的人说剧本有问题，所以没有能够演出，赛福鼎也调到北京去了。他是用维文写的，监狱“翻译组”将它翻成了汉语。我出狱以后，曾和一位专家一起去看望过那位同情犯人的劳改局王局长。
为《战斗的历程》作曲时，我搬到狱中的“翻译组”去住了。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老学者、老歌手，他们给我讲了很多东西，纠正了很多我过去的错误看法。“翻译组”组长就是黑吾尔，他跟我讲过：有一首喀什民歌《哈来龙》，随着犯人（清朝时期的）到伊犁挖“皇渠”（当时的水利工程），一翻过雪山，音乐的风格就变了。到伊犁后的《哈来龙》变得高亢了，增加了力量。《哈来龙》是一首古老的喀什噶尔民歌，唱的是反抗清政府的事。我原来记录过哈什的《哈来龙》，伊犁的《哈来龙》是我在狱中跟黑吾尔学的。《牡丹汗》的乐谱是经过黑吾尔纠正的，原本我是从一个女演员那里记录的。
所以，我没有白坐牢。
年我在狱中写了《高高的白杨》这首歌。因为同狱有一位维吾尔族青年，被判刑8年，年或年才放出来。后来我跟他一直都很好。他的事情是这样的：他马上要和一位姑娘结婚了，但是在头一天被捕了。新娘害怕、受惊，在他入狱以后病死了，是他姑妈来探监时告诉他这个消息的。他从此不刮胡子。但是狱中不许犯人留胡子，他也不管，他只是为了纪念他的爱人。《高高的白杨》这首歌是为他而写的，歌词中的“曲蔓地”即丁香花，是新疆的一种野生的小花。
梁：噢！我原先看到过《高高的白杨》的乐谱，对其中的歌词“我的胡须铺满胸膛……我将永远抱紧枯萎的丁香走向远方……”这一句不理解，以为是一位大胡子老人在唱歌。原来这是“文革”期间产生在监狱中的一首特别的歌曲！
王：《高高的白杨》的原曲是哈密民歌，后来传到伊犁。歌词是我创作的。原民歌仅四句，我采用重复的手法，发展了一下。
新疆第一监狱有一位普通的维吾尔族女看守，名叫撒阿黛，医院的医生。她老戴着一条白纱巾，随风飘着，就像一朵白云。她若有一天不来上班，所有犯人就好像失掉了一点儿东西。她长得并不美，但是犯人们每天出去劳动时，一开门看到她，就像看到仙女一样，每天早上都想看看她。我当时六十多岁，在狱中前途渺茫，于是我写了《撒阿黛》这首歌，是年写的。音乐风格模仿乌孜别克族民歌。我给几个维吾尔族难友唱过，他们都用很纯洁的感情来欣赏这首歌曲。
“肖华批准我去兰州创作歌剧”
梁：现在请您谈谈您出狱之后的情况。
王：年我刑满释放，但还被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放出来后，每月给我15至20元的生活费。我家老二开车，我在家抱孙女，他们照顾我，给我吃白面馍，儿子、儿媳吃窝头。我实在过意不去，为了贴补家用，就出去当小工。我在路边蹲着，等招小工的招我去干活，当小工一天给两块五。当时我留着长胡子，招小工的来了，一看我，他说：“我们盖房已盖到三层了，要登高。老大爷，你干不了。”他们不愿意招我去。我又到劳动局去登记，想找个临时工作做，他们也不要我，对我说：“老大爷，回家去待着吧！”这时，我遇到我的一个难友，他是个年轻人，看我困难，就掏出了五元钱、几斤粮票给了我。
出狱之后我去看望过舞蹈家康巴尔汗。她年轻时曾担任过新疆歌舞团团长，带着新疆歌舞团到南京、台湾等地演出过。她从台湾带回来一双金色的高跟鞋，“文革”时，造反派把这双高跟鞋挂在她脖子上游街。我们相互庆幸：大家总算都活了下来。她的真诚和热情促使我谱写了《你的热泪把我手背烫伤》这首歌曲。
后来我去帮人看工棚。那是一个蚊子窝，白天也得坐在蚊帐里面，一个月给我80元。干了一段时间，攒了些钱，我就到北京来探亲了。
这样过了三年，兰州军区战斗文工团要写一部表现哈萨克族题材的歌剧《带血的项链》。他们有一个创作组，创作组提出要请我去帮他们作曲，经肖华批准将我借到了兰州。我一到他那里就从实招来：“我还有两年剥夺政治权利呢！”肖华政委对我说：“做实际工作的就是好同志，你不要考虑这么多，专心好好创作就是了。”
兰州军区对我很好。在兰州我拔了牙，一次就拔了24颗牙（不打麻药，用“针麻”），装了全嘴假牙，住的是高干病房！我曾想过：“妈妈打你，这一巴掌打错了，总有一天妈妈会摸你脑袋。”我等了这么多年，也没人摸过我。这次在兰州，我感觉又被妈妈亲切地“摸脑袋”了。兰州给我提供了非常好的创作条件，谱曲创作进行得非常顺利。歌剧《带血的项链》的音乐风格是哈萨克族的，演出之后在“国庆三十周年全国文艺评奖”中获得了二等奖。但是我被“剥夺政治权利”还有两年，不能出面来领奖。当时是在北京发的奖，*镇部长针对我的这件事说：“中国再大，也不能发生这样的事呀！”*镇给新疆军区打了招呼，在北京发奖后不久，我收到新疆军区的电报说：“请你立即回疆，解决你的问题。”我回到新疆，经过了“三堂会审”，终于给我彻底平了反，给我恢复了军籍，发给我两套新军衣。我重新回到文工团，任艺术顾问，文工团的人都说:“王老师又回来了。”这时我已经68岁了，重新穿起了军装。
在创作歌剧《带血的项链》的前后，我还谱写了另外两部歌剧，这就是《托木尔的百灵》和《奴隶的爱情》。《托木尔的百灵》是维吾尔族风格的；《奴隶的爱情》设想用美声唱法来演唱，大约40%属于乌孜别克族风格，其他是维吾尔族风格。三部歌剧的题材都有监狱背景，连我的创作也都和监狱有缘。
前年（）我填写了“全国音协”的入会申请表，至今（）还没收到回音。所以，我至今还不是中国音协的会员。去年（）部队又给我长了一级，现在我是文艺六级（属军队的正师级）。
去年在库车，我记录了一首情歌，很古老的，不可能是近代的，是上千年前的。歌中有信佛教的内容，妇女没有盖头和面纱，歌中唱道：“你晚上来吧！”这说明产生这首情歌时阿訇的势力还不大。今年（）新疆春节晚会上，我用英语唱了《牡丹汗》，唱完后，有三位维吾尔族老人来拥抱我，他们有感谢的意思。你做了他们最喜欢的事，他们就会感谢你。这是民族团结的事情。
我的第二本带钢琴伴奏的歌集叫《丝路情歌》，都是爱情内容，快要出版了。今年6月中旬我要到北戴河参加一个“读书会”，实际上并不是真的读书，只是用“读书会”的名义办活动，上级好批准些。我要在北戴河待两个星期，然后到上海，再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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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地方传奇多
——《王洛宾采访录》整理后
（节录）
原载于《歌唱艺术》年第11期
关于第一次被捕和释放的原因
—年间，王洛宾在兰州突然被捕，坐牢三年多。关于他被捕的原因，王洛宾和我是这样说的：“我们从西安到兰州时，是戴着‘八路’的袖章的，因为我是从八路军‘西战团’过来的，这引起了国民*方面的怀疑……我就是这样被当作共产*抓进去的。”话虽不多，但是原因是清楚的，即被当作“共产*嫌疑”而被捕。其实王洛宾一辈子都没有参加过共产*。但在那个年月，“共产*嫌疑”就足够被捕了。
王洛宾被捕发生在他刚刚和洛珊离婚之后，这就使他的被捕有了更为复杂的背景。据王海成（王洛宾的第三子）在《我的父亲王洛宾》一书中所述，洛珊的情人徐某人是国民*的军统特务，因此王洛宾的被捕是遭徐某人陷害的。这个说法应该也有一定的可信度。年9月，我读到了塞克女儿陈莱莱提供给我的一份手稿资料—塞克口述的《我这个人》。塞克在回忆王洛宾被捕这件事时说道：“在兰州的时候，王洛宾原来的老婆洛珊，离开王洛宾跟一个国民*特务结了婚，把王送进了监狱。”从“西战团”到兰州，塞克一直和王洛宾、洛珊在一起，他的回忆也是“王洛宾遭诬陷进监狱”的又一个有力的佐证。
系狱三年之后又被突然释放，而释放的原因更加奇特，王洛宾说：“我被放出来，是因为抓我的国民*特务头头死了。”据查：兰州国民*军统特务的头目叫孙步墀，年他因车祸突然身亡，不久王洛宾就被释放了。王洛宾的被捕和释放，都和兰州这个特务小头目密切相关。如果这个人晚死几年，王洛宾可能还得继续在监狱里熬着。
一生受到马步芳的牵连
马步芳何许人也？内地凡上点儿年纪的人都知道：他是统治青海的“马家军”头目；年底、年初，曾剿杀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马步芳的骑兵将两万多名经过长征的红军将士几乎斩尽杀绝，将俘虏的文工团女战士“分配”给“马家军”军官当姨太太。马步芳是毛泽东年圈定的43个国民*大战犯之一。
可是我们从王洛宾的叙述中，却看到了这个反动军阀的另一面—马步芳竟然喜爱音乐，尊重音乐家，将王洛宾奉为上宾……年王洛宾在兰州参加“西北抗战剧团”，曾经到青海宣传演出，马步芳看了他们的演出后，对王洛宾表示了欣赏之意。年王洛宾到青海西宁工作了一年多时间，和马步芳的接触更多了，还受命训练马步芳的军乐队，成为“马家军”军乐队的教官。
年王洛宾在兰州被捕之后，曾设法托马步芳帮助营救，马步芳爱惜王洛宾的音乐才华，曾经想方设法对王洛宾进行救助。王洛宾出狱之后，马步芳又热情邀请王洛宾到青海工作，王洛宾因而成为马步芳的座上客，并被委任为“马家军音干班”的主任教官，军衔从中校升至上校。
王洛宾非常淡定、平静地和我谈起他与马步芳的特殊交往，这是经历了大灾大难、大风大浪之后的淡定和平静。他肯定地说：“马步芳本人很爱音乐。”还提到“马家军”里有很多回族的“花儿”歌手，在军队内部还要举行“花儿”比赛……
社会就是这么复杂，人就是这么复杂。喜爱音乐的马步芳和反动军阀马步芳，就是这么一个混合在一起的复杂人物。
年到年，王洛宾在马步芳手下工作了五年，这五年间王洛宾一直待在青海，生活比较稳定，工作上也受到马步芳的器重，甚至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官运亨通”的时期。
但是，令人费解的是：王洛宾在这五年中基本上没有成功的歌曲产生，这和年至年间的音乐创作高峰期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这期间王洛宾并非没有歌曲创作，因为他和我谈过：“我曾写了新歌，有种树歌（绿化歌），有为保甲、壮丁、卫生等方面写的歌，都是配合政策、配合学校军事化的。”甚至还写了配合“马家军”训练需要的军歌。但是这些配合政策的歌曲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更没有任何艺术创造。其实，王洛宾是善于谱写配合政治的歌曲的，从早期的《老乡，上战场》《穆斯林青年进行曲》，到后来的《日夜想念毛主席》《社会主义光芒照在我老汉的心坎上》等，都是广为传唱的政治歌曲。唯独在这五年中，他竟没有一首传世的歌曲产生，成为他毕生音乐创作中的一个空白阶段—将近五年的空白期。
新中国成立后王洛宾被捕的原因
王洛宾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曾经两次被捕。第一次发生在年，因为王洛宾将妻子、孩子安排到北京居住后，有一年多时间没有按时返回新疆部队。因此，新疆军区就派人将王洛宾押回新疆，军法处以“长期逾假不归”为由，判处他到南疆劳役两年。但是，南疆军区的领导人因为看重王洛宾的音乐才能，硬是将他从劳役地调到南疆军区文工团任教员，名为“监督使用”，实际上仍给王洛宾以学习民间音乐和音乐创作的自由，使他的音乐创作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王洛宾的许多代表作品，就是在这个特殊的“劳役年代”和“监督使用”下创作出来的，如《高高的白杨》《沙枣花儿香》《亚克西》《日夜想念毛主席》等。从这点来说，年之前，新疆军区对王洛宾还算是够宽容的。
王洛宾在平安地度过了年“反右派”运动、年“反右倾”运动之后，却突然于年又锒铛入狱，这里的原因比较蹊跷、特别。
当我在采访中问起其中原委时，王洛宾的回答非常令人深思。他说：坐牢的原因是复杂的，有“历史问题”，也有“现行问题”。“历史问题”主要就是“马步芳的上校军官”问题。而“现行”的原因他说了两点：一是对苏联专家的不轨行为发了几句牢骚。二是由于他对军区某领导人的腐败作风进行了揭发，因而得罪了这位领导人，受到政治报复而被抓进了大牢。
王洛宾在年和我谈起这件事情时，尚有些保留，还不能和盘托出。在王海成的《我的父亲王洛宾》一书中，记述了年1医院病床上跟儿子谈话的详细内容。由于这是在和我谈话十年之后的事情，又是在临终之前的谈话，因此王洛宾谈得更加直接、明确和坦率。虽然这两次谈话的内容略有出入，但是总体上是可以互为印证和参考的。王海成在书中写道：“考虑再三，我还是在定稿时将其中的人物姓氏隐去了，将悲剧的详细过程回避了。按照父亲最后的说法：‘走了的人已经走了，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着，宽容他们吧。’”
中国兰州网：王洛宾的歌曲优美、舒展，深受群众喜爱且富有民族风味。他创作、改编的《康定情歌》《半个月亮爬上来》《玛依拉》《在那遥远的地方》《阿拉木汗》《亚克西》《达板城的姑娘》《萨拉姆毛主席》等在中国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的，其中许多歌曲被编入大学声乐教材。
王洛宾作为一名卓越的民族音乐家，洛宾先生从三十年代起就以满腔的爱国激情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和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事业，创作了大量高亢奋进、鼓舞中华民族革命斗志的音乐作品，许多歌曲为爱国军民广为传唱。中国全国解放后，作为一名革命军人，他又谱写了大量歌颂人民子弟兵、歌颂领袖、人民和歌颂祖国的音乐作品，成为时代的旋律、民族的心声和巨大的精神力量。
中国新闻网：之后便与西部民歌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将一生都献给了西部民歌的创作和传播事业，为传播和发展中国的西部民歌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中国共产*新闻网（《新民晚报：我们向王洛宾们学习什么》）：王洛宾扎根西北，把他的青春、才华，甚至整个生命都献给了西北民歌。即使在遭遇不幸和磨难时，他都无怨无悔。如今现存的几百首西北民歌中，绝大多数是经王洛宾抢救、挖掘、传承、创作和编配的。
人民网（《传歌者王洛宾》）：王洛宾挖掘西部民歌之功，可谓历史性的贡献。大部分少数民族民歌本身的形态，其实并不适宜广泛流传，王洛宾所改编的民歌最大特点就是，极具本民族音乐的特点又赋予汉族诗歌的神韵，优美动听，朗朗上口。
郭德茂（《艰难时代的传歌者-王洛宾评传》作者）：王洛宾，中国百年音乐的标本，不止是音乐的标本，更是一个作为知识分子的音乐人的人生历程的标本。这个标本联系着民间和庙堂，舞台和监狱，草原和京城，苦难和辉煌，耻辱和尊贵，贫寒和富有，爱情的难得、失去与滚烫得让人难以承受的彷徨……
李铁映（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王洛宾是一位卓越的音乐家。
李肇星：王洛宾先生为自己是中国人而骄傲，因为王洛宾先生的音乐作品代表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作家刘绍棠：大漠无际风暴不可畏，天山皑皑雪莲独峥嵘。
歌唱家德德玛：西部歌王今逝去，满腔热血沃中华。
傅秉耀（中将、新疆军区司令员）：王洛宾同志是在五四运动精神影响下，在军内成长的新中国第一代音乐艺术家，他的歌传遍的全国、全世界，我们军队的同志感到自豪和骄傲。
阎崇厚（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军中骄子，西部歌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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