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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福音：朋友书店关张，大批好书特价抛售（第七辑）
壹
年，世纪元年。
一个冬日午后，我在老市政府前面一家书店看书。不经意抬头间，看到前排一个身姿绰约的姑娘，在一大排世界名著前翻阅着。便忍不住留了下神。
一会儿，她选好了书，去老板那儿登记。我瞥了一眼，是一本《嘉莉妹妹》。
那家书店我去过几回，和老板有点熟。我拿书去登记时，便问她：
刚才那妹子你认识吗？
认识啊。
干什么的？
在一家茶馆当服务员。
我踌躇了一会，终于腆着脸说：
能给我做个介绍吗？
当然可以！
老板很爽快也带点兴奋答应了我。
我拿着新借的几本书愉快地走进冬日暖阳里。
隔了几天再去，老板很是怏怏地告诉我：
她找好朋友了。
免不了涌上一股淡淡的惆怅和失落。但原本就是无心起意，当然也就随风而逝。
二十年之后，我在一个晚春的阴雨的下午，无来由地想起了这个场景。
顺带，想起了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的一个片段：
第二天夜里，她来了，肩上挂着个提包：看来比以前更加优雅，腋下还夹了本厚厚的《安娜.卡列尼娜》；她看来情绪不错，甚至有点兴高彩烈；努力想使他相信她只是碰巧路过这，她来布拉格有点事，也许是找工作（她这一点讲得很含糊）。
文中的“她”是小说的女主人公特蕾莎，一个餐厅的女侍。
她的腋下夹了本厚厚的《安娜.卡列尼娜》。
而她，一个茶馆的服务员。
拿着那本《嘉莉妹妹》，消失在那灿烂明脆的冬阳里，再也没有重新出现过。
姑娘、服务员、书店、名著，仿佛一种世纪的隐喻，在这个世纪元年，在这个十八线小县城，在一个平常的下午，呈现于我面前。
那一年，我才刚大学毕业，一个懵懂的文艺愤青，每天下班，就骑着一辆破单车，在湘乡的大街小巷里穿梭，在各种书店和地摊上淘书。两眼放着炽热的光芒，仿佛要洞穿时空，而实际上，却对即将发生的时代变更毫无感知。
贰
年，世纪元年。
一个叫高行健的华语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他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华语作家。
但是，和12年后的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所产生的轰动效应相比，高行健在年的获奖，被官媒彻底冷处理。
但是，即使那时候网络还不是很普及，我还是还快知道了这个信息，并且为终于有一个华语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兴奋不已。
而且，即使是在这个十八线小县城，我也在他获奖不久后，就在地摊上买到了他的代表作——《灵山》、《一个人的圣经》。虽然是盗版的。
《灵山》是一部考验读者水准和阅读耐心的小说。当时的颁奖词说它是一部“无以伦比的罕见文学杰作，也是一部朝圣小说”。
坦白说，它真不是写给普通大众读的小说。就像评论家评论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是作家们的作家”一样，这部小说，也称得上是写给作家读的书。
我很耐心地慢慢读完，说不出到底写了什么。隐隐约约好像有所感悟，又模模糊糊不知所云。
但是，我知道，我绝对没有资格轻视它，更没有资格亵渎它。
小说的最后一章是这样的：
窗外的雪地里我见到一只很小很小的青蛙，眨巴一只眼睛，另一只眼圆睁睁，一动不动，直望着我。
我知道这就是上帝。
他就这样显示在我面前，只看我是不是领悟。
他用一只眼睛在同我说话，一张一合，上帝同人说话的时候不愿人听到他的声音。
我也毫不奇怪，似乎就应该这样，仿佛上帝原来就是只青蛙，那一只聪明的圆眼睛一眨不眨。
他肯审视我这个可怜的人，就够仁慈的了。他另一只眼，眼皮一张一合在讲人类无法懂得的语言，我应该明白，至于我是否明白，这并不是上帝的事情。我尽可以以为这眨动的眼皮中也许并没有什么意义，可它的意义也许就正在这没有意义之中。
没有奇迹。
上帝就是这么说的，对我这个不知餍足的人说。
那么，还有什么可追求的？我问他。
周围静悄悄的，雪落下来没有声音。
我有点诧异这种平静。
天堂里就这么安静。也没有喜悦。喜悦是对忧虑而言。
只落着雪。
我不知我此时身在何处，我不知道天堂里这片土地又从何而来，我四周环顾。
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懂，还以为我什么都懂。
事情就出在我背后又总有只莫名其妙的眼睛，我就只好不懂装懂。装做要弄懂却总也弄不懂。我其实什么也不明白，什么也不懂。
就是这样。
到底是懂，还是不懂？我也没有弄懂。
而诡异或者巧合的是，高行健的《灵山》以蛙收尾，而12年后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语作家莫言的代表作，则是一部直接以蛙为隐喻的小说，甚至书名就是《蛙》。
年夏天，我在乡下帮妻子家建房子，带了一本盗版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作品集》。这一届共五部作品获奖：
张炜，《你在高原》
刘醒龙，《天行者》
莫言，《蛙》
毕飞宇，《推拿》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
这书收录了除张炜的《你在高原》外（这书太长，有万字）的其他四部作品。我慢慢全部读完，一股沉重的失望久久地笼罩着我。
按我的评价标准，没有一部够得上经典，甚至，差得很远。而现在，仅仅八年之后，这几部小说就几乎无人再提了。
所以，当半年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喜讯传遍神州大地、举国欢腾的时候，我错愕无语，继而黯然神伤。
我在当年的文章里写下了这样的话：
我们期待有一位印度甘地式的作家获诺奖！一位神一样的作家！他背负了我们的一切期待，一切对文学的神圣的期待，对变革现实的期待。他的作品享誉全球、他的人格光照天地、他的骨头刚直坚硬、他的思想深邃普世。他必须是中国文学的旗帜，而且远远超越同行；他必须是思想界的旗帜，而且是高擎反抗现有体制的大旗。他的文学让我们如痴如醉，他的思想让我们醍醐灌顶。只有这样的作家兼思想家，他才配得诺奖。而他的获奖，能让我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学；他的获奖，能让他的同行羞愧；他的获奖，能唤起我们对现有体制的深刻反思。
很不幸，莫言不是！
.........
是诺奖本来就不是那么神圣还是我们的期待太高？是我们还是诺奖委员会误读了莫言的作品？
也许，莫言没有获奖对我们更好。真的。没有获奖，我们还有期待；获奖了，我们只剩绝望。
仿佛是冥冥之中的某种天意，此后不久，我用上了第一部智能手机。
从此，我渐渐沉迷于碎片式阅读和轻松阅读，很少再有耐心去读完一部经典或者一部有分量的书。
我的纸质书阅读急遽减少。完整读完一本书也越来越成为一件艰难而又奢华的事情。
茅盾文学奖还在继续颁发，后来两届又有十部作品获奖，但是，我再也没有完整读过一部。
所以，当我在朋友圈看到别人晒出那些精致的读书图的时候，有时会忍不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你是读完了？还是发个朋友圈就完了？
有一天，我在一篇文章中读到几个拷问灵魂的问题：
你最近一次读纸质书是在什么时候？
你最近完整读完一本书是什么时候？
你最近完整读完一本书花了多久？
你最近买的一本书是什么书？
答完这几个问题之后，我的心中充满了羞愧！
还有一回，我将朱熹说过的一段话讲给学生听：
看文字须大段精彩看，耸起精神，竖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剑在后一般。就一段中须要透，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方始是。不可按册子便在，掩了册子便忘。
讲完之后我反躬自问：
1、我近来看过了书没？
2、我看书要困不？能否耸起精神、竖起筋骨？
3、我是否是“按册子便在，掩了册子便忘”？
哦，当年我做到了。
当年!
叁
年，世纪元年。
我大学刚毕业，每天骑着一辆破单车，穿梭于湘乡街上的书店、地摊和报亭之间。
我认识每一位老板。
我清楚每一家书店和地摊的书籍，也清楚每一家报亭的杂志报纸。
我每一个星期会去买一份《南方周末》。每个月会去买一本《书屋》。经常会买几本《散文选刊》或者《天涯》等杂志。
那时候，很多书店都是借卖兼营。借是五毛钱一天。金庸、古龙等人的武侠小说，琼瑶等人的爱情小说，都是被借阅得破损不堪。老板不得不在左边打孔，用粗线装订加固。名家的新书一出，角落里的书店都马上就有，而且非常畅销。
我在这个十八线县城的书店里居然买全了“三余”（余杰、余秋雨、余华）当时已经出版的几乎所有作品。
那时候的《南方周末》这份报纸风头无二。
在当时物价下，这份定价一块五的报纸，每周周五印发，一般到星期一就断货。我偶尔错过，往往怅然若失。
那时候的《天涯》是湖南作家韩少功主编的。
那时候的《书屋》刊发很多很有思想的文章，后来精选部分文章编成厚厚的两大本，书名叫《天火》。
《书屋》的作者里，我印象最深的是林贤治。后来买过他的好几本书。
那时候，一个姓陈的小青年，在最繁华房租最贵的东方广场开了一家小书店，生意竟异常火爆。我现在都能一本本说出我书柜里哪些书是他那书店买的。
一年之后，我离开县城，四处流浪。
多年后重回时，我早已经忘记了那天冬日午后在书店邂逅的那个姑娘，东方广场的书店也改头换面卖起了服装。
姓陈的小青年已经不知所踪。
老市政府对面的书店没有了，惜池路的书店没有了，夏梓桥的书店没有了.....
那些星散于大街小巷的书店渐渐都没有了。
只有几家转型较早卖学生用书的书店幸存。
报亭也只有一两家了，但报刊已经不过是个搭头，饮料零食、香烟槟郎早成了主业。
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年没有读过《南方周末》、《天涯》、《书屋》这些报刊了。
肆
年，世纪元年。
我开始接触网络，注册了一个QQ号，取了一个网名“无何有”，沿用至今。
这三个字来源于《庄子.逍遥游》：
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
我用“无何有”为笔名，在当时最大的文学网站“榕树下”发表了我的第一篇网络小说——《迷羊》。
开篇便是：
神说，你们都是迷途的羔羊。
而其实《圣经》的原文是：
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百他的身上。
这是一篇带有浓重的模仿色彩的小说。当时迷恋于法国小说家杜拉斯的《情人》，特别喜欢她的那种穿插、回环的叙事手法，便也尝试运用，并且自我感觉有那么几分味道。
网友却说：感觉很日本，太阴郁。
我学的法国的浪漫，别人读出了日本的阴郁。
在这个世纪的元年，我想着要读很多很多的书，要把所有著名的书都读到。我想着要写很多很多的文章，甚至要写出几部旷世巨著。
我从不曾想过，我其实也是我自己笔下的迷羊。
我也不曾预料，我带着浪漫出发，却走进了阴郁的沼泽。
此后20年，我从公办到民办，从内地到沿海，从小学到高中，从教师到行政，有时被动，有时主动，沉浮起落，浪迹四方。
我已经几年不曾添置过新书，几年不曾完整读过一本纸质书。
我早已没了“旷世巨著”的狂想，只是偶尔写几篇短文，聊以慰藉曾经的美梦。
我在世纪元年写下的两个词语：
迷羊，无何有，
仿佛成了谶语。
伍
年，在这个世纪元年，我在一家书店，邂逅了一个姑娘。
她是一个茶馆的服务员，在借阅一本世界名著。
然后，她走进那幽邃时光里，留下一个窈窕的背影。
20年后，书店没有了，读名著的姑娘没有了。
读书的人都快没有了。
一个世纪的隐喻，就在那个冬日暖阳里，无声消逝，无人觉察。
她飘过
像梦一般地
像梦一般地凄婉迷茫
像梦中飘过
一枝丁香地
我身旁飘过这女郎
她静默地远了、
远了
到了颓圮的篱墙
走尽这雨巷
在雨的哀曲里
消了她的颜色
散了她的芬芳
消散了，
甚至她的
太息般的眼光
丁香般的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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